admin 假如数学还有一种新的思维方法，那么人们对事物概念的认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假如“河图”“洛书”是上古的历法图，或者它本身就是一种运算式，那将意味着什么？在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理事邓正洲看来，“河图”“洛书”的演变规律即是数字规律，其本质意义是天体运行概念，它强调质点的对应并企图证明质点的作用，与“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本属一体同源的逻辑构造。
邓正洲自幼迷恋逻辑猜想，因不满足传统的风水、命理以及占卜应用术，自选课题“河图洛书与《易经》关系”研究，历时三十余年。1992年得出“河洛八次同步运算”的方法和结论，解决了象数逻辑与数字逻辑之间的关系问题，从2000年至今一直潜心研究易学应用的新型模型，结合数学提出了“板块理论”并继续思索研究具体的“类别运算”，为建构未来科学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传统的理论形式而言，邓正洲认为其在逻辑上有许多需要澄清的问题，他坚信《易经》的互联宇宙观既然可以吻合现代科学的有关方面，也就必然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方法论，去完善现代科学的应用与实践。
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理事邓正洲
秉承父志：研究《易经》从而认识事物、认识命运
虽然家境贫寒，但邓正洲从小就在父慈子孝、书香韵味的环境里长大，这种韵味让他体会到人生的充实与知足。在他眼里，父亲属于有心挖掘理论从而发扬易经易理的“高人”，也是一位乐观开朗、用爱肩负起整个家庭重任的好男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很偶然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邓正洲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那时父亲已退休在家，他把同事的女儿接到家里辅导学业，邓正洲突然发现，一辈子从事建筑混凝土工的父亲居然会说英语，这是他万没想到的事。与父亲共同生活了近二十年时间，居然不知道自己父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一惊一吓让邓正洲对父亲顿生敬畏之心，瞬间百感交集。
此时，邓正洲意识到，年轻时的父亲或许是个比自己更具有雄心大志的人，他迫不及待想要了解父亲一生的经历，也开始认真思考父亲给他的人生建议：“研究《易经》从而去认识事物、认识命运”。并暗自发誓，宁可牺牲一切，也要用自己的言行去实现父亲想做而未能去做的事业。
“我对《易经》的认识完全来自父亲那种非凡的记忆，对易经基本原理及基本图谱的认识与理解，也都是由父亲手绘口授传承的，而研究方向基本上也是父亲拟定的。”得益于父亲的正确教导，邓正洲从不学习有关命师卦师的职业技巧，也从不学江湖术士逢人算命弄卦，而是像父亲那样，深研易理却不追求传统的但无济于世的所谓实证派应用。1992年，邓正洲完成了“河洛八次同步运算”的数学证明，实现了当初对父亲许下的承诺，也宣告了一种全新的易研成果已经产生，即《易经》为有本之木，“易理来自数理”。
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易”字
抚仙湖水下遗址易“字”石刻：展示一种最原始的天体意识
2008年，邓正洲受邀参加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研究会，无意中被会刊上一幅圆形图案深深吸引，这是一块来自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圆形石头，上面同时刻有五个似易字而实非易义的甲骨文符号。会长黄懿陆曾对此有过解述，他表示，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的日月图案对该字的结构和形成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易”字的三撇或三捺来自日月图中太阳的三条光线，三角来自日月图月亮右角的阴刻三角，弧形表示月亮右边弧形，表示阴阳结合的太极观。
而对于邓正洲而言，“易”字石刻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他认为，在理性的易经思想尚未成熟之时，历史必然要按其逻辑规律刻录并保留着人民那种直白朴实的感悟之象，那是原始的也才是真正意义上图腾文化的文明定义。抚仙湖水下的日月石刻图案无疑已经吻合了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及传统文化观念，如果易卦来自原始的某种图腾崇拜或者符号概念，那么这种与易卦紧密联系的“易”字的创造也就必然来自于那个图腾象义与符号的演变，即对日月石刻图案的再一次抽象与提炼，如此一来，“易”字石刻的“象义”没有别的意思，它只会是对天象日月星的一种高度概括形式，是对宏观宇宙天象的浓缩与证明。
在此之前，邓正洲一直把“河洛”之谜纳入上古“天体崇拜”的演变形式，理由是，在它之前有某种“类属”应该早于“河洛”向人们传达着极其重要的天体意识，那就是方位概念，抚仙湖“易”字石刻的发现为这种判断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它就是人们一直不可理解的《论语》中那个典故‘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来头，如果人们的确可以把‘易’形图案视为是一种天上的凤鸟图腾形式，那么人们也就应该结束那种把‘河图’一直视为来自黄河水中的‘龙马图’之传说。”邓正洲认为，史说中的“河图”从一开始就只会是一个与天体有关的故事，易学讲的是天体宇宙自然，所以“河图”之名或许来自更遥远的“银河系”之义，易卦之形模拟并展示的是一种最原始的天体意识，而这些认知与理解为邓正洲完成河洛类别运算提供了重要参考。
邓正洲解述易理蕴含的数理规律
“易理”并非为占卜而创造
易学起源的真相是什么？易卦的图画背后隐藏着哪些科学的哲理？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成为困扰国内外学术界了解中华民族诞生、破译人类文明起源的瓶颈。一些人出于解释未知社会、认识未来人生的目的，认为易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巫术占卜，进而被一些学派利用于算命等，其实这违背了易学的真正价值精神。
“我相信远古的‘易理’绝不是为了占卜而创造的，更相信河图洛书是远古历法的标本，历法就要遵守或模拟自然的规律，就要遵守或借用数理的逻辑。”邓正洲说，“河图”“洛书”讲的是数学法则，它的意义是以数理逻辑去模拟大自然的规律，《易经》说的是哲学逻辑，它的结构来自数理，人们是在掌握了数理的前提下创造了“易”，其内在所遵循的数的法则如何，直接关系到“易”的源头何在这一重要问题。
历经数次演算与证明，邓正洲根据八次循环的数字演变规律，将“河图”“洛书”的数理逻辑以及《易经》卦象的纳象逻辑关系用变化的数字组合清晰地体现出来，并将这种演变形式分别制作成六幅精美的数字联呈现在世人面前。
“以数示意，故名为易，以纳天地之象。”邓正洲说，自然规律即“道”是自然的，也是不可创造的，但却是可以感悟得到的，“显然，人们已知的数学是描述自然规律的，如果数学不能描述‘道’那并不说明‘道’不存在，那正是一种科学常识应有的思考。”(周佳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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